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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主与科学
发表时间: 2010-10-19 15:37:52    |    来源:九三学社九江市委员会    |    阅读次数: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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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与韩启德主席

为了民主与科学

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许进

今年10月17日是我的祖父许德珩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谨代表许德珩先生的亲属对大家出席今天的座谈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从庐山脚下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祖父的少年时代,他就读于乡里的学堂,后到长嫂家的私塾搭学。这段时间的学习,为我祖父的旧学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祖父百岁高龄时仍可以背诵《孟子》中的那段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祖父用诗句记录了他童年时期在乡里的学习生活:我为庐山人,幼读白鹿洞。塾师喜太白,诗句教我颂。

1908年,我的祖父考入九江中学堂。因为成绩优异,他不仅可以免缴学费,还获得了奖学金。1915年,我祖父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后转入国文学门学习。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祖父于1920年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他遵从蔡元培先生提倡的不为学位主义,在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等学校广泛地学习社会学,用唯物论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留学期间,他曾经将涂尔干所著《社会学方法论》译成中文并经蔡元培先生推荐,由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吾友许君德珩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来法研究,已历五年。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每日用功时间,总在十五点钟左右,为留欧同学所仅见。1927年回国后,我祖父先后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璧山社会教育学院等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向青年介绍历史唯物论的社会观和辨证唯物论的社会学方法论。1946年秋,北京大学从昆明的西南联大迁回北京。我祖父重新走上北大的讲台。他走进第一堂课的讲堂,面对三百多名听讲的学生,他在黑板上抄录了一段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催生社会革命的论述。他说,“五四运动以后,我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接触了许多法国的社会学家,念过孔德等人的书,后来读了卡尔的书,才真正找到了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刚才我在黑板上写的卡尔的这一段话。祖父是有着高深造诣的社会学家和我国最早用唯物论的观点讲授社会学的教授之一。他没有把大学和书斋作为现实的避难所,更不是用其作为进身之阶的人。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从九江走出来的革命家。在九江中学堂学习期间,经老师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很多省会城市陆续光复。1912年九江光复后,他投笔从戎,在九江军政府任秘书。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他又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积极推动思想革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他起草了著名的《五四宣言》,是5月4日当天被当局逮捕的32名学生之一。1919年5月31日,我祖父作为北京学生会的代表出席了由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的上海各界追悼在五四运动中去世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大会。面对万名学生和各界人士,我祖父说,人皆有一死。为什么要追悼郭君呢?郭君为国而死之目的有二,(甲)取消中日密约,收回青岛;(乙)惩办卖国贼。设吾人不能继烈士之志,并力求达到目的,烈士英灵有知,必且追悼我辈。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许德珩是北大当年著名的大炮,他的发言很有煽动性。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我祖父与周恩来、徐特立等人共同发起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企图。他们在巴黎社会博物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企图。1927年回国后,我祖父参加了当时的国内大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祖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参与发起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与发起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因此,他于1932年被当局以“共党首要”的罪名逮捕。在宋庆龄、蔡元培等人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北平十所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的许德珩,以重民权而张公道之后,他才得以被释放。

1936年10月,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共识和对毛润之的个人感情,他们马上买了怀表、布鞋和火腿等物品,委托北平地下党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收到这些物品后给他们的信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祖父是最能为人民讲话的参政员。他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台,要求民主,坚持抗战,反对内战,是最令参政会主席蒋介石头痛的大炮之一。那些右派参政员经常用起哄甚至破口大骂的方式阻止许德珩的发言。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4年,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团结客居重庆的知识界上层人士举行座谈会,以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鼓励大家坚持抗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支持下,这个座谈会后来发展为九三学社。从此,我祖父与九三学社的同志们一道,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取新中国的到来。

1948年3月29日是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的日子。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以揭露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的真相。当局如临大敌,派出五千多名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做出血洗北大的姿态。北大周围的交通被阻断了,许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圈以外。九三学社社员许德珩、袁翰青和樊弘三位教授临危不惧、愤然出席大会。许德珩勉励学生们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虽然是救中国的主张,可是谁去做呢?政权操在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所结合的官僚集团的手里,又有谁去实行呢?中国土地问题益加严重,中国人民愈加痛苦!”“中国无论哪一个政党,若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看作剥削的对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军事力量,不管它怎样地加紧压迫,它一定失败。”“今天的青年要学习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苦难大众献身,不要彷徨在空中。不怕一切无耻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对得起先烈。袁翰青说,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远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今天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与苦难的人民同在。樊弘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三位教授的演讲给青年以启迪和鼓舞,引发了文化教育界与当局的激烈斗争,被称为四月风暴。

我的祖父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日前,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举行的纪念许德珩诞辰120周年暨九三学社成立65周年座谈会上,93岁高龄的九三学社中央原常务副主席徐采栋院士深情地回忆说,“九三学社得以创建,许老发挥了首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从组织上看,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是许老亲手发起的,上海分社等许多地方组织都是在许老的指导和推动下组建的。从干部上看,当时的许多社员都是许老的挚友、亲朋或同事,如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等。许老还亲自介绍了许多知名学者加入九三学社,如俞平伯、杨钟健、游国恩等。从经费上看,九三学社成立初期开展活动没有经费来源,许老经常为之捐钱。笪移今同志回忆说:“据我所知,社中央未向政府领经费之前,所有为数很少的社务活动经费是由许老承担的。”从影响力上看,许老本身就是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联系紧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一直在为中国民主革命努力奔波,在当时的诸多社员中声望颇高。正因如此,全国解放后,许老众望所归地被推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并担任这一职务近40年,深受九三学社社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

日前,我看到一篇由其他党派早期领袖的后人撰写的文章——《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他在介绍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时说:“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本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松散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我认为对于参加新政协以前的九三学社来说,这位学者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松散而没有政治纲领,说明建社初期,我社不是一个政党;主要由大学教授组成,决定了我社的生存、发展并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必然要依附于某个志同道合的政党。而我社的核心价值观——民主与科学是我社评判某个政党是否志同道合的标准。

我社成立时通过《新华日报》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基本主张》。《基本主张》中描述了我社成员本五四运动的精神,以民主与科学的途径而追求、努力的社会是一个“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学术与思想绝对自由;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促进世界和平”的社会。

我社于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指出:“同人等认为惟有循次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自1949年6月起,我社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同起草了《共同纲领》。1949年9月24日,祖父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首席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们九三学社同人很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个会议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百余年来的帝国主义买办统治,二十二年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法西斯反动统治政权,使之进入于独立、民主、和平、统一,达到富强康乐之途的会议。由于这个会议,古老的、专制的旧中国,将变成为人民的、民主的新中国!”

1956年2月,在我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上,祖父许德珩在社务报告中指出:“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里,真正要求民主的必然归趋于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追求科学的必然归趋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爱国、爱人民的必然归趋于无剥削、无贫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九三学社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判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我社成立时提出的《基本主张》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实现。九三学社参与起草并接受了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从此,我社成为新中国参政党的一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身在何处,我的祖父许德珩始终记得他是九江人,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祖父回到原籍参加抗战,保卫家乡。他曾经主持江西政治讲习院并担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祖父被选举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于1955年6月回到江西视察。他一直保存着当年九江地区政府有关部门向他提供的关于九江的一些数据和汇报材料。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时担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长的我的叔公许德瑗被划为右派分子。由于这个原因,我的祖父再也没有回故乡江西。他对我说,回去以后我怎么与当地的领导谈话呢?我提你五公公也不好,不提也不好。遇到来北京开会的江西省领导时,我祖父也只简单地打个招呼。他只能用诗词来寄托他对家乡的思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叔公许德瑗的问题得到平反,筹划多年的九江长江大桥在我祖父的推动下也恢复建设了。祖父曾经对我说,小弟呀,等九江大桥建好以后,咱们一起回家看看。十分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韩启德主席曾经说:许老不平凡的人生轨迹,见证了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作为这一伟大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先驱,他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追求真理,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民主科学事业。他的人生道路,凝结了20世纪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不懈奋斗的历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历史功绩、崇高精神和伟大风范,永远铭刻在广大九三学社成员的心里。

20年前,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举行活动,庆祝我祖父步入百岁。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活动并对大家说:“许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从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到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九三学社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邓小平同志为《许徳珩回忆录》题写的书名《为了民主与科学》概括了我祖父一生的奋斗目标。

60多年前,许徳珩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说,“五四运动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前的运动,到现在虽然有值得我们纪念不忘的地方,然而时代是前进的,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国,从进步的方面说,都不是“五四”时代的,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也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我们要弘扬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是这样,我们今天纪念许德珩先生才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谨以1949年6月许徳珩先生为《光明日报》创刊而题写的贺词作为发言的结尾并与大家共勉: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快的建设成为新的、民主的工业国家。这才是我们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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